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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藏品“破圈” 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提速******

　　1月16日，中国银联推出的“用银联 纳百福”系列数字藏品(第三期)开通线上申领。该系列数字藏品用100句祝福绘成100张“福”字帖，前两期一经上线就受到众多用户青睐。近年来，已有多家机构布局数字藏品赛道，助力银行业数字化转型，探索银行与客户交互的新途径。

　　探索新形式

　　1月16日，中国银联推出的“用银联 纳百福”系列数字藏品(第三期)开通线上申领。该系列数字藏品活动，通过区块链技术，将“福”字制成数字藏品，每一份数字“福”字在银联区块链上形成唯一标识，可永久存证。该系列藏品用100句祝福，绘成100张“福”字帖，每款“福”字发行1万份数字藏品，每位用户每款“福”字限领1份。

　　该藏品分别于1月5日、1月11日、1月16日、1月21日进行四期发行。本期发行量为20款，共20万份。就前两期发行情况而言，该系列数字藏品相当火爆，在1月11日10时上线的30万份“福”字，截至1月12日下午已被全部领完。

　　此外，中国银联1月9日还推出“五兔迎春”数字藏品，分别以航天、海陆丝绸之路、农业、工业、体育为主题设计了五个不同的兔子形象。

　　近年来，金融机构纷纷布局数字藏品赛道，并以新奇的形式成功“破圈”。中国银行在第五届进博会期间，限时发行3款特色数字藏品，并结合3D互动带来立体化的数字珍藏体验。

　　除参与数字藏品发行外，部分银行还深耕数字藏品的保存、分享、使用等功能。例如，工行发布的手机银行8.0版本中，在首页添加“数字藏品馆”专栏，还将通过活动抽奖、任务触发、限时领取等多种形式不定期限量发行数字藏品，用户可领取、查看和使用工行发行的数字藏品，并将数字藏品用于头像，塑造独一无二的数字形象。

　　助力数字化转型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22年以来，已有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百信银行等十多家金融机构推出数字藏品。在分析人士看来，当前银行业正处于深度转型的进程之中，借助此类形式能够顺应市场关注热点，拓展品牌影响力，也能在打造多元金融生态方面作出创新。金融机构通过发行数字藏品，在提升用户活跃度的同时，也有助于促进数字金融业务的发展，丰富产品与服务种类。

　　例如，此次中国银联推出的“用银联 纳百福”数字藏品就需要用户下载云闪付App才可申领，参与部分活动还需要进行注册和绑定银行卡实名认证，这都有利于数字金融业务的推广。此外，在该活动中，还包含了信用卡分期免息、消费支付返现等福利。

　　中国银行也表示，对元宇宙产品的创新是中国银行顺应数字经济发展、构建数字金融的全新探索，中国银行也将始终秉承“融通世界 造福社会”使命，持续推进“金融+科技+场景”转型发展。

　　“目前数字藏品被年轻人广泛关注，既新颖又有热度，并具备成本低且自带礼品的属性，是银行与客户交互的新途径和桥梁。”博通分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博称，另外，数字藏品属于数字科技范畴，从推动自身数字化转型的角度来看，银行也会积极布局该赛道。

　　坚持与实体价值对应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目前银行业推出的数字藏品主要还是以营销宣传为主，未来可进一步加强数字藏品在多种金融场景中的运用。

　　易观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分析师苏筱芮表示，可将数字藏品与银行传统业务进行融合，赋予传统业务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巩固客户、打造银行多元生态方面做出创新改进。

　　东北证券传媒行业首席分析师宋雨翔认为，未来数字藏品产业的核心可聚焦在平台端。“平台直达终端客户，具有用户运营优势，再通过转赠交易等玩法增加用户参与黏性，获取收益。”

　　此外，在数字藏品“去金融化”的基调上，银行要避免夸大宣传，并引导客户理性收藏。对合作的第三方平台进行资质审核，避免数字藏品出现金融化、证券化等乱象，避免在二次转卖中引发金融风险。

　　渤海银行副行长、首席风险管理官赵志宏曾撰文表示，数字藏品经营中，对风险乱象的有力防范、对监管合规的及时落实是至为重要的。数字藏品应该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促进社会福祉为最终价值的落脚点。商业银行坚持数字藏品与“实体价值”的对应性，坚决避免数字藏品被“过度创新”，成为炒作工具。

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作者：李迅雷（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内需，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3年经济工作要从战略全局出发，着力扩大国内需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这一提法非同寻常，充分说明中央对于发挥消费在稳增长中的基础作用给予高度重视。那么，应该如何理解消费对稳增长的重要性，如何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如何发挥好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我认为，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显得非常重要，为此从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三大部门的利益分配体制机制改革的角度提出三条建议：

　　第一，增加国家财政对居民部门的支持力度，稳步提高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依据国家统计局对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抽样调查的数据加以汇总，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历年来都在45%左右，而全球平均水平大约为60%，这是我国消费对GDP贡献相对低的主要原因。最近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也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近两年来政府通过减税、降费或退税的方式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支持企业发展，实际上就是政府部门向企业部门转移收入。从目前看，尽管这一方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仍难以从根本上扭转“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的状况，说明“授人以渔”的方式，受到了“鱼”（需求）不足的约束。不妨采取“放水养鱼”的方式来改进，即政府部门向居民部门转移收入。

　　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进行收入转移：一是定向转移，即定向给低收入群体进行转移支付，如增加低保人群收入补贴，确保他们不返贫。二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如用财政资金加大填补社保第一支柱缺口的力度，同时也进一步扩大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和个人养老金等二、三支柱的体量。三是实现普惠制，考虑到地方财政的困难，建议2023年中央财政发行1.5万亿元特别国债，发放消费券。

　　第二，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的消费底气。二十大报告提出，探索多种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为居民部门提供新的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渠道，这就需要政策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在当前权益类资产的估值水平总体偏低的情况下，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积极鼓励机构投资者的长期资金入市，在高水平开放政策下提高外资的入市比例。《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中还提出，要完善股份制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分红制度。完善股票发行、信息披露等制度，推动资本市场规范健康发展。创新更多适应家庭财富管理需求的金融产品，增加居民投资收益。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

　　第三，积极倡导第三次分配，改善居民部门内部的收入结构，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我国居民收入结构中，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比过高现象长期存在，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富裕群体捐款非常必要。我国目前社会捐款规模占GDP的比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故发展空间也很大。通过促进第三次分配规模不断扩大的方式，可以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

　　总之，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在防疫政策优化的背景下，不仅能够改变需求收缩的现状，还可以提振信心、扭转预期转弱局面。国家把更多的财政资源向居民部门倾斜，比向企业部门倾斜更符合底层逻辑，更有利于稳增长的可持续性。目前，我国的资本形成对GDP的贡献仍在40%左右，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未来要实现“把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的目标，建议未来最终消费对GDP的平均贡献上升至65%—70%，资本形成对GDP的平均贡献下降至25%—30%。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